申万宏源：中国金融业正面临五大转变

过去十年，中国金融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从增加值占比来看，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5.62%快速提高到2017年的7.95%。其中，最高峰值在2015年，这一比重曾高达8.40%，显著高于欧美成熟市场国家。英国和美国这一比重分别为8%和7%左右，日本和欧洲甚至低于5%。同期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则快速下滑，从2007年的41.33%不断下滑至2017年的33.85%。2018年，中国金融行业的经营环境正面临五大根本转折性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周期性的，有些变化是根本性的，但都将深刻影响金融行业的发展格局。

变化一：从全球量化宽松到货币收紧

1、海外经济逐步复苏开启全球缩表进程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防止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持续蔓延，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成熟经济体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借助超发货币、降低资金利率来刺激经济，维持全球经济体系的相对稳定。2008年以来美国实行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危机前不足1万亿美元扩张至近4.5万亿美元的规模，欧盟也实施了超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2015年开始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2015年12月美联储实施危机后首次加息，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速增长至2.6%，欧元区GDP同比增长至2.7%，世界经济回暖上行，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在此背景下，美国自2015年以来已累计加息4次、共计100个基点，英国自2017年11月开始加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开始从货币泛滥向货币收紧转向。

2、全球缩表环境下中国货币供应边际收紧

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防止货币供应过于宽松而产生的杠杆效应和放大资产泡沫”。2017年5月，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速终于结束了一直维持在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水平，标志着货币政策已经转向。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并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不再提及经济总量的说法，标志着“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2017年12月，M2同比增速已降到8.2%。伴随货币的边际收紧和全球进入加息周期，利率上行已成为必然。根据申万宏源宏观研究团队的观点，以OMO、SLF等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和10年期国债利率为代表，我国早就进入了加息周期。2018年央行将实施名义稳健中性、实际偏紧的货币政策，预计2018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核心波动区间在3.8%-4%，高点可能到4.1%-4.4%之间。

3、货币政策转向要求金融机构加快资产负债表转型

商业银行将加快从负债驱动模式向资产驱动模式转变。在负债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资产运用能力成为主要约束条件。随着商业银行可配置和投资的资产类别日益丰富，提升全资产经营、主动管理能力已成为商业银行转型的主要方向。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市场利率上升的过程中，同业负债成本会很快上升但同业资产价格调整却会明显滞后;同时，表内资金来源成本在上升的过程中，贷款企业接受利率调整会相对滞后，特别是部分大型企业客户取消债券市场发行后转向银行贷款，也一定程度阻碍贷款利率的上升，如何优化资产端的配置和结构成为转型的关键。

证券公司将重点提升资本补充能力，降低融资成本成为核心竞争力。对于证券公司而言，在传统佣金收入占比持续下滑的趋势下，资本性的业务收入占比在2017年已达到38.83%，比2016年高了近10个百分点，证券公司的业务经营已从原来轻资本模式向重资本模式转变。相对而言，净资本规模较大、评级较高的大型证券公司将在融资成本方面有相对优势，而杠杆率相对较高的证券公司在利率上行过程中会因融资成本上升而收窄盈利空间。除此之外，如何提升资本运用能力，从集中于信用业务向交易、直接投资等多样化资本中介型业务配置转型也是探索的方向。

保险公司回归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双轮驱动的盈利模式。理论上讲，一般在加息周期过程中不利于保费增长，因为收益率提高的各类理财产品会对保险产品有一定替代作用。相对在资产端，由于保险公司资产配置主要是债券等固定收益品种，会在利率上升过程中获益。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149206.21亿元，较年初增长11.42%。其中，固定收益类占比47.51%，下降3.19个百分点;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占比12.30%，下降0.98个百分点;长期股权投资占比9.90%，上升3.51个百分点。在利率温和上行、流动性趋紧的环境下，权益投资可能面临挑战，而另类投资面临着“资产荒”、信用风险等问题，配置难度在不断增大。随着保险姓“保”，保险公司回归保险主业，转向以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双轮驱动的盈利模式会是主要方向。

变化二：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

1、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攻坚重中之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金融风险首先来源于我国目前过高的杠杆问题。截至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银行业总资产/GDP)高达305%，远超同期美国近80%的水平，与日本近年来的杠杆水平相接近。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研究项目，通过对现在14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40年左右的债务数据和货币发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规律：一旦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增速过快，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预示着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在实体经济部门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占比最大，且其杠杆率一直明显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债务风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隐患，而高杠杆背后的重要促成者是庞大的影子银行。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资产232.25万亿元，表外业务余额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银行业表内总资产规模1.09倍。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大量投向非标，是影子银行的主要构成部分。通过互借通道、层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监管部门无法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监管，大量货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及产能过剩行业，里面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地方投融资平台以地方财政为担保，隐性刚兑暗藏系统性风险。因此，金融监管政策将阶段性地以宏观审慎为出发点，以全面去通道、降杠杆、破刚兑为重要手段，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

2、金融风险集聚倒逼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过去我国金融体系风险集聚一方面与货币超发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高度相关。在分业监管体系下，金融体系的合作交界处容易形成监管空白，金融监管标准的不一致容易引发监管套利。当前我国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以及金融风险的集聚都客观倒逼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这意味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正呈现出从机构监管向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趋势转变。

金融监管体制的转变将对金融行业产生三大显著影响。首先金融监管统筹性和实质性增强。随着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加强监管协调，统筹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是必然趋势，金融监管将更注重业务实质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统一监管势在必行，各类资产管理机构有望获得平等市场地位，监管准则也将尽量保持一致;其次金融业综合经营可能破冰。过去我国实行以机构监管为核心的分业经营体制，未来随着功能监管的强化，金融业探索综合经营可能将逐步放开，在股权投资、业务合作和交叉经营三种方式中，股权投资的形式可能更为普遍;最后子公司持牌管理可能是未来金融业发展方向之一。即以子公司形式开展多元金融业务，不同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有效实现风险隔离，杜绝风险传染。

3、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机构发展将呈现三大变化

一是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被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2016年以来证监会先后出台了《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强化以净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保监会加速推进保险姓“保”，银监会也出台“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一系列措施来强化风险管理，未来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将进一步增强，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底线和红线。

二是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发展将相对谨慎。在严防金融风险的背景下，各类金融机构核心是对过去几年的所谓“创新业务”进行规范和清理整顿，市场基础工具创新可能成为相对重点，金融业创新发展以组织创新和“补短板”为主。

三是金融机构将加速回归本源、专注主业。银行业将重点推进表外资产的清理，回归做强表内主业;证券业将重点推进摆脱通道业务模式，着力提升投行、交易和主动管理能力;保险行业回归保险姓“保”，突出保障的根本功能，明确投资的辅助功能。在回归主业的过程中，切实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